显然，董仲舒实际上是通过回答问题，借机表达自己的思想宗旨，即对民生、民利的关切（详下），并据此而批判现实政治。
（三）复仇的期限 经典中对于复仇的讨论也会涉及到期限，也就是说复仇不仅有亲疏之别，也就会存在时间上的限制。兄既早没，一子为嗣，如令死者伤其灭绝，愿杀身代之。
这就是说，直所体现的是无私的态度，在朱熹的解释中，强调了直的公义性的一面。若释罪以利其生，是夺其德，亏其义，非所谓杀身成仁、全死忘生之节。唐代如何对待复仇事件的法律后果的讨论很多，参与者多是我们熟悉的人物。汉章帝时制定了《轻侮法》，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复仇的合理性，因此有一些复仇被宽宥的记载。上文也强调了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为了报仇，不出去做官，每天在草垫上枕着武器睡觉。
一般认为，东汉的复仇风气要盛于西汉，对于复仇正当性讨论也多起来。父母以义见杀，子不复仇者，为往来不止也。在此视野中，神与气一起作为本体概念而存在。
在先天学本体论中，神的意义约有三个方面： 第一，神就太极本体而言，强调太极本体之用的一面。(19)[清]王夫之撰，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编《船山全书》第十二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71页。主施者断，主受者听，故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心之官则思。(《张载集》，第17页)能大未必能化，因为存在勉强而大的情况，此种情况乃是因理性认同和德性约束，并没有臻至自由圆熟之境，唯有与天地同流，才是大而化之，才是圣人之神境。
盖耳之能听，目之能视，鼻之能臭，口之知味，魄之为也，所谓灵也，阴主受者也。民之视听明威，皆天之神也。
⑨孔颖达《周易正义》另有两处神理。在此，体与用无关系科研，此两字只是说体自己，说的只是一个东西)。本体之神的合一不测义是对阴阳不测之谓神的重要发展。(《困知记》，第72页)第二，罗钦顺以神为形下之用明显受到了朱子的影响，但与朱子不同的是，他所理解的道即阴阳变化之道，而非程颐、朱熹所理解的阴阳之所以然为道
再比如开科取士的科举制度，其实就是世俗权力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占领神圣界：开科意味着通过学制、学科、教材等，让世俗权力决定神圣话语。因此，梁涛设想的统合孟荀，恐怕也只是想同时收获孟荀的果实而已，不过是李泽厚设想的另一个聪明一点的提法而已。这不是立场宣示同时就可以从事判教的事情。惜乎这样的努力未能结出预期的果实，从而让儒家的外在超越尝试半途而废。
无疑，儒家要实现上述三个突破，将对儒家的传统结构发生颠覆性的重构。儒学的宗教化转变，可能是通道之一。
但是，这条内在超越之路，在什么条件下才走得通呢？例如，我们假定有这样一个社会，其权力结构不再是一个金字塔，那就意味着人人都是内在自足的，人人都可以直接与神圣界沟通。可以断言，当下的儒教说、儒家宪政说，如在这两个方面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突破，其意图的目标根本就无从实现。
由此可见，内在超越并不是中国哲学才有的东西。董仲舒的重要性由此呈现。但千古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儒学，儒学只能在自认秉持儒家立场的学者中间展开思想竞争，然后来看谁究竟有资格发扬光大儒学、或确实真正发扬光大了儒学。面对传统儒家，忽略了董仲舒进路，就会彻底忽略约束政治与权力的进路。就全世界整个人类的走向而论，我们确实要承认一个大趋势，那就是神圣界的日渐式微。比如董仲舒搞神道设教的东西，就是儒家的一次挣扎，对此应当重新评价。
事实上，在议会制中，三院制根本是无法顺畅运转的制度，一些为之喝彩的人，对议会制的运转恐怕比较陌生，故此才会欣赏这样的设想。理念是目的，事物是手段。
西方重视个人之作为法治对象，但并不忽视作为社会建制的家庭作用，只要看看家庭社会学的论述，就可以知晓这一点。这是对孔孟周游列国而不见用的悲壮结果的一个重大矫正。
从内在超越的趋同性上，审视中西思想的一些共同特质，不失为一个新进路。儒家彻底走向内在超越，是在思孟学派之后，特别是到了宋明理学，性即理、心即理就完全是内在超越的东西了。
这一点在春秋战国礼坏乐崩的形势下是大概可以做到的（其实墨家在这方面是最厉害的）。如果苏格拉底当时没有受死，民主的宽容与不宽容内涵也无法充分呈现出来。阳明学在近代日本已经发挥过的推进现代立宪民主转变的功效，更是鼓舞人心。之所以儒家会处在孟荀相隔的状态，正是由于内在超越很难通向外部世界的思想规定性的锁定。
即便对汉武帝也是如此，并不见得见用于人、满怀感激、一心颂圣、甘为犬马。现代儒学的重要讲法，都是参照原创性的现代西方思想重新讲述儒家的结果，不管是儒教之说、还是儒家宪政之说，从第一代现代新儒家直到时下的港台/大陆新儒家，概莫例外。
当然，其结果是失败的，皇权专制的趋势是在加强。之所以有理由认为董仲舒的极端重要，不是像蒋庆那样重视他的公羊政治判准，而在于他对天人关系的重新处理：他开辟了一个人上有天、天高于人、人法天而治的政治进路。
其实，儒家的努力一直是很吊诡的：一方面，他们以内在超越的心传道统来抗拒世俗权力对神圣界的垄断，意图代表神圣界来制约世俗权力。不过在宋明理学那里，由于心学与理学之争，朱熹主张的格物致知之说走向王阳明的心即是理、知行合一以及致良知，最后走向 满街都是圣人。
但实际上他仍然没有跳出刻意拉大中西超越论的彼此悖反距离的窠臼，执意将中西超越论作为两种类型来处理。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像孟子那样将一切收摄到人的内心。因此，内外在超越说真是既不足以用来概观中国文化，当然也无法用来概观西方文化。前述董仲舒代表的神学传统，魏晋宋明一些学者代表的哲学传统，宋明理学主流代表的道德传统，都是可以转换为制权的外在超越理念与实践模式的。
东林党人那样的士林结党，大致可以说是弱者抱团取暖，一旦皇上起疑、宦党相争、地方势力对峙，他们就毫无反抗之力。回到刚才的问题：儒家为什么会走上内在超越之路？这与道统问题有关。
但儒家确实曾经顽强重建这一通道。这中间还有一种为了凸显差异而立场先行的意味。
否则，就很难彻底脱离内在超越论说中，极尽理想化的超越者可以呈现宗教性与限权感，而一般儒生根本既无此理念更无此行动的尴尬。当时，神圣界的代言人就是巫史，占卜、祭祀都是巫史的职责，他们负责沟通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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